县委网信办组织召开9月份网络管理暨自媒体工作会
[50] （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62页。
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13] 杨又：《刑礼论》， 转引自同上。
我们前面曾经说到，西方法学中将伦理与道德相混淆是一个问题。对于将道德视为法律基础的法学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将道德作为一切法律的基础，那末没有道德就不可能有法律。那种仅仅严格依据此法则去做的行为，便是守本分。跟这些诫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近代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学说，它直截地主张：政治与社会关系有一个常恒的、必然的模式。惟一不同的是早期理论家在从他们所谓第一‘自明原理引申出种种推论和应用时，较为小心谨慎而已。
[8]惩恶须靠刑法，兴平要靠德政，以为可以用德政去惩恶，就像用珍馔美味去治病。一个不确切尊重诸般权利的社会，不会有法规。[65] 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
[15]但是，在自然法的谱系中，历经变迁，众说纷纭，从自然法的神圣超然到理性务实，从自然法作为正义的化身，到自然法成为道德宣示，让自然法留下变幻莫测的身影。中国古代先贤殚精竭虑，方始在《唐律疏议》中得其化合。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法和伦理才截然区别开来，这是以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形成的市民社会的结构为基础的，这也意味着法和伦理作为市民社会的生活秩序形成了一种统合状态。因此，道德不能单独成为法律的根本遵循，不过，当法律在处理道德关系中的恶的对立时，道德规定或道德准则还是可以成为一定的判案依据，也可说是法律的部分遵循或具体遵循，但在总体上仍是遵循于道，遵循于人性的。
这是从人们行为的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他觉来区别道德与法律，也还有些道理。日锡爵禄于朝，而民不兴善矣。
那么要如何放置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呢？谈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首先要明了法律的作用。[62]就道德与权利判然两分这点而言，哈特是正确的。[11] 《申鉴·杂言（下）》，转引自同上，第122页。从我们上面的回溯来看，西方法学界在探讨这个问题的隐阶段，其主要论说集中在自然法的的思想中，而登特列夫满含期待的长篇大论的归纳，能给人明晰观念的就是圣托马斯所说的自然法的第一诫律，就是‘行善避恶。
在同意道德与法律有密切联系的法学家中，虽然都承认道德与法律有关联，但在其论证方式、道德定义、道德在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却是大相径庭的。可见不论是王者、霸者、强者，道德与法律两种手段都是要掌握和使用的。参预吉席，谓遇逢礼晏之席，参预其中者，各杖一百。二 《唐律疏议》的道德内植自秦以后的八百多年，经古代思想家的探寻、辩难、阐发，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诸多理论问题得以推进，到唐朝永徽年间，终于在《唐律疏议》中成其结晶，将道德追求内植于法律条文中。
中国古人在秦法的严苛后呼唤道德的入主，现代西方人在纳粹的残暴后吁请道德的加持，这可以理解。听从长辈教导，只要合礼合法。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世界法律史中的大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几千年前就得到重视，最终在中华法系中得以表现。反之，权利的实现，往往是对道德的漠视或侵害。
[58]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著，舒国滢译：《法律智慧警句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谓试五得三，试十得六之类，所贡官人皆得免罪。他经常把道德称作道德感觉，从这些感觉，我们可以不断地作出这样一些推论：人们行为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25]最后，我们来看与道德之‘内在性对立的法律之‘外在性。难的是如何理解道德与法律的统一性，如果说这种统一性是统一于社会治理系统，这也顺理成章，但这并不是强调道德与法律相统一的法学家的本意，他们所说的道德与法律的统一性，一般是指在法律体系中道德与法律的统一。[7]仲长统虽有托古改制之意，未能尽悉法制长设之要，但他指出国家的长治久安主要依靠实实在在的仁政德治，而并非刑法所致，这是抓住了根本。
又：职制律134：长吏辄立碑规定，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这一条的下面还有一些规定，为避其冗长，不录。
自然法观念确实无疑暗示了它们两者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但近代有关法律的定义把法律界定为‘伦理的最低限，这定义又何尝没有这种暗示呢？——杰利内克（Jellinek）已经使这个定义十分通行于法学家之间。另一个更有名的西汉人贾谊说得更直接一些：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此天下之所共见也。
夫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庞德：《法律与道德》，第81页。
[51] 哈特说： 法律反映道德的方式不可胜数，人们的研究至今都无法穷尽：成文法或许只是法律的外壳，要求借助于道德原则去实现。若使名实乖违，即是不如举状，纵使试得及第，亦退而获罪。博登海默则说：法律和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然而它们控制的领域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登特列夫指出，人们熟知或经常提及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存在三个方面的区别甚至对立：一是认为法律是社会的或客观的，道德是个体的或主观的。
权利概念，而不是义务概念，是法律思想的起点。在判案过程中也有法理分析，也曾引经据典，当案例涉及的是道德方面的恶的对立时，这种法理分析，这种引经据典肯定是与道德规定有关的，以此才能判断恶的对立中的道德行为的是非曲直，为量刑定罪提供法理依据。
如川岛武宜说伦理与法共同构成社会的统一秩序，伦理与法同样存在于规范、强制和秩序之中。那种仅仅严格依据此法则去做的行为，便是守本分。
而对于支持者而言，这批评只是在表面上吹毛求疵，却忽略了更深层的真理。[35] 参见本书第181页博登海默的引文。
他更有启发性的论点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法与伦理不仅在形式的存在性上得到区别，在实质上一般也处于严格区别的关系之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节。在经义决狱或春秋决狱过程中，以经典义理来判断案件的是非曲直并没有错，只要这些义理符合道，只要这些符合道的义理在法律的制定中转换为法律条文，就可以为法律提供根本遵循，就是道德融入法律的有效途径。康德还有一段更通俗的话便于我们理解他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当任何人的行为符合于义务而不是仅仅迫于此法则才去行动时，这种行为就是值得称赞的。
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也。迫于法则的行为只能算守法。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要冀望法律能解决所有的道德问题，因为法律不是在所有方面与道德具有同一性。但是，道德与法律在形式上是根本冲突的，道德施人以惠，法律强人所难，二者势同水火，要使二者相融相济，这怎么可能？西方思想家为此争论了两千多年，至今扰攘不休。
[36]博登海默注意到了道德原则在法律中的表现：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具体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规定性，是相异之物，不是同一事物。